书含美学新理念 笔所未到气已吞 一一谈李元博书法艺术实践与美学思想的内在统一（一）

       2018年4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50万字的李元博《书法美学解析》一书，作为唯一书法学术著作进入年度中国书法“风云榜”。这无疑是书法艺术理论和哲学美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喜事。

       在此之前，近百名专家学者会聚古城西安召开专题研讨会，对这一成果表示肯定。认为它第一次用黑格尔哲学思想关照和解析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书法美学认知的新概念和新方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书法美学新解，艺术哲学宏论”，填补了书法艺术和哲学美学研究领域的诸多空白。
 
       近一年来，艺术界和理论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元博先生在书法美学理论上的的建树。事实上，元博先生首先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美学思想来源于长期的书法艺术实践；其书法艺术实践孕育了书法美学理论。他近年来创作的书法作品，其实是在美学思想引领下的艺术再现，是他的美学思想与书法艺术内在统一的结果。
 

 
 
识形——从艺术实践中感悟书法之美
 
       李元博先后就职于部队和地方公安政工部门，担任过师新闻干事、团宣传股长、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编辑、兰州军区政治部政工研究室研究员、陕西省军区政治部秘书处长、陕西省安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陕西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公安厅新闻发言人、陕西公安文联主席等职。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对书法艺术有着近乎痴迷的喜爱。从1984年起，他沿着传统路子、下长功夫系统临写历代名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十年如一日，完成了对书法技术的修炼和对书法外在感性形式的真理性认知。
 
         在几十年的苦苦“修行”中，他初临唐颜真卿大楷《多宝塔》《勤礼碑》和《麻姑仙坛记》，从颜真卿的蚕头燕尾和横平竖直中了解写字的点画与结体，掌握楷书的一般规矩(平正)；次临孙过庭《书谱》、贺知章《孝经》、张旭《古诗四首》、怀素《自叙帖》《圣母帖》《大草千字文》《小草千字文》，继而又临颜真卿《争座位》《祭侄稿》，进而再临王義之《十七帖》、怀仁从王義之书法中集字之《圣教序》等大量行草碑帖，从中发现了平正之美在行草书中的运用变化及基础性地位。此后，他又反回来临写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王献之《玉版十三行》等小楷，由行草之狂动复归小楷之平静，形成了一个"初求平正后追险绝复归平正的静一一动一一静的循环过程。其临习用功之深，不仅点画精到，结体稳实，且凡临之帖皆可达到"察之者精，拟之者似"的高境界，从笔画摹拟中增强了书写的手上记忆与功力。
 
        对书法家而言，临习古帖，做到"察之者精，拟之者似"，从临习中学习掌握一般的技法并形成一定的手上记忆，是最基础的一环。这是对书法艺术的一种重要的感性掌握，是学习书法的必由之路。只是一般书家到此为止，而李元博进一步结合书论学习，给予书法艺术以哲学追问，从中理性地分析和把握了书法技术的基本要素及其组合为整体的科学方法，得到书法之美的感性认知。
 
       为了对书法的艺术之美有深切的感悟，他下功夫学习前人的"双钩双苞"悬腕执笔方法，经过长期的刻苦训练，体会到这种方法举可以生飘柔之状，落可成稳实之形，执使转用，勒描画刷，能够以不同动作从不同角度尽情展示毛笔的性能，形成与自由心灵相对应的千姿百态，较之单钩单苞优势明显。
 
        元博先生把结体和用笔看成是书法技术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在临习和书写过程中，重点把握分立的点画(永字八法)的书写以及把分立的点画统一为整体的个字，再把握由个字统一起来的整一性的书法作品的全部动作，其中包括入笔与出笔、藏锋与露锋、中锋与侧锋这些最直观的辩证施用和使转用的动作要领，掌握书法实用技术的现实内容。在临习先贤名帖中，他从最简单的入笔或欲右先左、欲下先上的藏锋，或单入直出的露锋练起，悉心揣摸形成书法技术规范的本质含义。从卫夫人《笔阵图》、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颜真卿《述张长史书法十二意》及《永字八法》中，他看到可以产生美的书法，都是由平横、直竖、左撇、右捺、平折、竖钩一类的点画使转进入的，笔画的藏头护尾、中锋用笔、逆势行笔等等，亦包含其中。正因为他掌握了这些书法技巧，创作的作品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崖坠石、折如陆断犀象、竖如万岁枯藤、平外折如崩浪雷奔、平内钩如劲努筋节，显现出书法独特的艺术之美。由此，他感悟到书法外在的形体美，乃是黑格尔概括的自然外在的抽象因素一一平衡对称、整齐一律，规律、和谐，是空间上的形式和时间上的旋律时空因素的辩证统一。
 
         30多年来，他耐住寂寞，守护宁静，只参加与其职业、职务相关的书法艺术活动，作品先后入选由中国书协参与主办的全国首届公务员书法大展、获全国公安民警书法大赛一等奖，并于2012年初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举办了个人书法作品展。
 
       他虽然得到锺明善、吳三大、雷珍民等前辈的指点，与陈扶军、迪高亮、薛养贤、吳振峰、史星文、刘思凱等书道同仁密切交流，但始终未曾拜师求艺，而是凭着自己坚韧不拔的刻苦临习和对书法理论的哲学思考，独立地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
 
 

 
通变——从美的感悟到美的自觉
 
 
 
 
      通者同也，变者异也。书法上的所谓通变，就是能够在不同的名家名帖和不同书体中求其恒常的共相，进而又在共相的基础上求变化，求个性。因此通变必然要求书家习书既要能通，又要能变。因为只有通古今名家名帖，变成各种不同书体和风格，方可称为书法家。历史上的王義之、颜真卿、苏东坡、赵孟頫、董其昌等，无一不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然后成其为大家并留芳百世。
 
       元博先生认为，历代都有一些人名利熏心，导致对书法认识浅薄，学书淺尝辄止，只懂花拳秀腿以作卖弄。较为突出的有两种倾向：一是"书奴"，只依葫芦画瓢，掌握了一些制作书法外在形式的"皮毛"技术，便到处显摆；另一类是"书怪"，完全逆传统而为，连书法的的皮毛都不懂，便到处张扬，用狂妄的大话唬人，把字写的奇形怪状，难以入目。这两种倾向除个体主观因素外，都根源于基础不牢，或者不懂通变，或脱离传统乱变。元博先生研习书法，不单要达到动作与认识上的一致性，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使知之且使由之，而且在通变上做了终其一生的打算和几十年如一日的长久安排。他三十多年习书，始终在王羲之、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怀素之间行进。2002年，他花费半年时间反反复复临写颜真卿《争座位》后，从帖里补加的不加修饰的小行书里看出有王羲之、钟繇的点画元素，始知颜书虽整体形态上独具面目，但基础功夫与钟王相通，尤其是不经意地自然书写起来多有合和。由是他觉得这书法有根，而且凡大家巨匠，都有这种普遍一致的奥秘相通。于是，在临帖训练中就有了"通"的追求及其向对立面"变"的意识。从此以后，他的书法技术训练进入了以临为主、临写结合、大小字交替、楷行草穿插，每个时段又都有其主导，重点求"通"，在"通"中区分和掌握"变"的阶段。
 
        在哲学上，通是共性，是一般普遍性；变是个性，是个別特殊性。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个性体现并丰富着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李元博在书法临写训练中形成的通与变的哲学观念，正是共性与个性在书法实践层面的应用。他从不同的名书家个性比较中认识了书法的共性本质，又因为对书法普遍规律的掌握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其特殊性，这显然是在一个历尽翰墨书海的广大空间之后对书法的个性与共性的飞跃化的认知。也正是在这一认知基础上，李元博建立起自己的书法形体体系：以王義之的行书为中心点，通及草书与小楷(是为王书之小体系)；以王義之草书为中心点，通及贺(知章)、颜(真卿)、孙(过庭)、张(旭)、素(怀素)、苏(轼)、赵(孟fu)、董(其昌)行草书的基本空间。细观李元博书法，多有为王義之《圣教》《兰亭》《樂毅》《黄庭》面目，但又隐约可见颜之厚重质朴、孙之欹侧多态、素之灵动机敏，抑或兼有赵之朴实娴熟、董之清淡虚灵，显出其书法的独特个性。也正是从对书法共性与个性的领悟与践行中，他实现了从书法艺术美的感悟到美的自觉的飞跃。（未完待续）
 
以下为李元博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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