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含美学新理念 笔所未到气已吞 一一谈李元博书法艺术实践与美学思想的内在统一(二)

 通变——从美的感悟到美的自觉
 
 
      通者同也，变者异也。书法上的所谓通变，就是能够在不同的名家名帖和不同书体中求其恒常的共相，进而又在共相的基础上求变化，求个性。因此通变必然要求书家习书既要能通，又要能变。因为只有通古今名家名帖，变成各种不同书体和风格，方可称为书法家。历史上的王義之、颜真卿、苏东坡、赵孟頫、董其昌等，无一不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然后成其为大家并留芳百世。
       元博先生认为，历代都有一些人名利熏心，导致对书法认识浅薄，学书淺尝辄止，只懂花拳秀腿以作卖弄。较为突出的有两种倾向：一是"书奴"，只依葫芦画瓢，掌握了一些制作书法外在形式的"皮毛"技术，便到处显摆；另一类是"书怪"，完全逆传统而为，连书法的的皮毛都不懂，便到处张扬，用狂妄的大话唬人，把字写的奇形怪状，难以入目。这两种倾向除个体主观因素外，都根源于基础不牢，或者不懂通变，或脱离传统乱变。元博先生研习书法，不单要达到动作与认识上的一致性，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使知之且使由之，而且在通变上做了终其一生的打算和几十年如一日的长久安排。他三十多年习书，始终在王羲之、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怀素之间行进。2002年，他花费半年时间反反复复临写颜真卿《争座位》后，从帖里补加的不加修饰的小行书里看出有王羲之、钟繇的点画元素，始知颜书虽整体形态上独具面目，但基础功夫与钟王相通，尤其是不经意地自然书写起来多有合和。由是他觉得这书法有根，而且凡大家巨匠，都有这种普遍一致的奥秘相通。于是，在临帖训练中就有了"通"的追求及其向对立面"变"的意识。从此以后，他的书法技术训练进入了以临为主、临写结合、大小字交替、楷行草穿插，每个时段又都有其主导，重点求"通"，在"通"中区分和掌握"变"的阶段。
 
        在哲学上，通是共性，是一般普遍性；变是个性，是个別特殊性。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个性体现并丰富着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李元博在书法临写训练中形成的通与变的哲学观念，正是共性与个性在书法实践层面的应用。他从不同的名书家个性比较中认识了书法的共性本质，又因为对书法普遍规律的掌握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其特殊性，这显然是在一个历尽翰墨书海的广大空间之后对书法的个性与共性的飞跃化的认知。也正是在这一认知基础上，李元博建立起自己的书法形体体系：以王義之的行书为中心点，通及草书与小楷(是为王书之小体系)；以王義之草书为中心点，通及贺(知章)、颜(真卿)、孙(过庭)、张(旭)、素(怀素)、苏(轼)、赵(孟fu)、董(其昌)行草书的基本空间。细观李元博书法，多有为王義之《圣教》《兰亭》《樂毅》《黄庭》面目，但又隐约可见颜之厚重质朴、孙之欹侧多态、素之灵动机敏，抑或兼有赵之朴实娴熟、董之清淡虚灵，显出其书法的独特个性。也正是从对书法共性与个性的领悟与践行中，他实现了从书法艺术美的感悟到美的自觉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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