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当随时代——张爱国访谈

 ■本报记者　窦庆勃
书法报：2005年，您出版了《明清调书法图粹》丛书，在业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张爱国：出版这套书的背景，一个是我从事“明清调”书法的研究；再一个是1999年，我撰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叫《高堂大轴与明人行草》，后来这篇论文在第五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获得二等奖，在此基础上，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与我商量想促成一套书。
在我看来，“明清调”书法的研究并不完全属于所谓的传统书法的研究。“明清调”是二战以后由日本人提出的，跟当时展览的潮流、风气直接有关。“明清调”书法从本质上说就是写大字行草，日本当时的书道界主要是以大字行草书条幅为主。大字行草书本身就具有现代展示的优势。所以，这种书风在日本兴起以后，到中国改革开放兴起书法热时，很快就热起来了，这里面有其必然性，因为展览带动了整个当代书法的发展。“明清调”提出以后，实际上它的概念就已经延伸了，因为“明清调”书法本来是指二战后日本书法取法中国明末清初的徐渭、王铎等人的书风，但后来人们把明末清初的这一批，也就是我在书中提到的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八大山人这八大家，把他们的作品也归到“明清调”书法里面，概念就扩大了，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实际上有一种连接古今的味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明清调”书法跟当代书法和现代书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在毕业论文的结束部分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当代行草书的创作发展实际上是直接接过了“明清调”书法的接力棒，可以说是越过了清代人。因为清代人的行草书总体上成就不高，至少不能够和明末清初的这一批大家总体达到的高度相抗衡。所以说，“明清调”书法在现代被复兴也好，再发现也好，在我看来它是必然的，因为它解决了行草书字写大的问题，清代的碑学主要是解决了篆、隶、楷字写大的问题，这样，书法的五种体字写大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这就为我们今天的创作奠定了一个非常扎实、深厚的基础，我认为这是研究“明清调”书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书法报：十年过去了，您对“明清调”书法的研究有哪些新的进展？
张爱国：我一直在从事“明清调”书法的创作，不管外面刮什么风，我还是坚持我的创作，而且我从来不把“明清调”的书风和所谓的二王书风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也是错误的，因为两者是一条链上的。2004年以后，我在《书法报》上开辟过“明清调”书法代表作赏析的专题，后来发表过一篇《我的明清调书法情结》，文中我也讲了不要把“明清调”书风和二王书风对立起来。换句话讲，“明清调”书法里面的创造性基因也好，现代性的因子也好，很可能会成为我下一步研究的课题。我做的第二个课题和研究是有关“明清调”书法当中的碑学因子，这也是我在研究、解读“明清调”书法过程当中的一个新的认知和发现，或者说是我把这个问题强调了，我的论文很快就会撰写出来，叫《明清调书法中的师古观念和碑学因子》。2000年时我也写过一篇论文叫《明末清初的碑学萌芽》。近年来我感觉“明清调”书法里面有很典型的碑的意味或者碑的特质，也就是说行草书风里面的碑味，这个问题在以前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感觉和认知，但没有明确提出来，因为不敢指认，原因就在于碑与帖长期以来在书法人心目中的概念分别造成的。“明清调”书法的那个时代无非就是说没有所谓的“碑学”这个概念而已。但是，没有这个概念不代表没有这个东西实质存在。回顾“碑学”的传统或历史，从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到后来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很多著名的汉碑，包括南北朝的碑，都已经被发现、著录了。可以说，“碑学”研究的传统，中国一直就有，或者说很早就有。宋拓本的出现对整个书法的影响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拓本的出现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已经知道，如何让书迹有一种比唐代人摹书更方便、传播力度更大的传播方式。摹书一旦刻到石头上，变成拓本以后，就化身千万了。所以，拓本的出现，就意味着碑的出现，或者说“碑学”的一些基本观念的出现。如果把碑拓区别于墨迹的话，拓本的出现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我们现在讲拓本都说宋拓，比如《怀仁集王圣教序》的宋拓本是非常珍贵的。那么，从书法的学术研究角度讲，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进一步地深化这个关于拓本的研究。最早的拓本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就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说一般认为从宋代开始，而且北宋有《淳化阁帖》，也就是刻帖，刻帖最后也是用拓本的形式把它流传开来的。
书法报：十年前的国展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明清调”风格的行草书作品，近年，似乎二王一类的书风成为主流，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爱国：国展当中的“明清调”书法作品，在我的观察当中都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所谓的二王书风这种比较大的潮流，主要原因是，当代人所处的时代环境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是一个菜单化、标签化的时代，所以，势必会导致人的思维简单化，二王书风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近一二年，我已经发现有很多人对二王书风进行一种反思或批评，而且很多是来自中国书协评委内部的人，实际上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已经有所认知和批判。这个问题所反映的就是简单化的一种思维，也就是说把所谓二王的一些技法动作进行标签化、格式化，大家都来模仿、重复这些动作，最后造成的结果必然是趋同和千人一面、毫无个性的。表面上他们的取法是高的，抬出了二王，难道还不高吗？这种标志性的东西或者说经过格式化的特征动作几十年都挥之不去，可见影响是多么地深。但是，二王真正的个性反而突显不出来。实际上，所谓的二王书风就是一种伪书风，伪书风就是真正的自我无法凸显，每个人都被这个时代的标签、模式给覆盖了，真正的自我想发挥也发挥不出来，然后他又想参展获奖，于是就去摹仿二王书风那一路获奖的作者或者评委的书风，其实就是想走捷径。再一点，这其中的本质就是一些作者不愿意扎扎实实地在书法的学习道路上下真正的苦功，只想花一年、二年甚至半年、三个月的时间来参加国展，获取所谓的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成功能算是真正的成功吗？但是这种风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书协的国展已经搞了十一届了，这对整个学习书法的人影响是非常大的。学习当代名家者大有人在，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个人的智力下降了，变成弱智了，所以用一个菜单就好了，就像我们的手机界面一样，用起来都很方便，没有人会拒绝。但是，它反过来势必会造成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下降，肯定会造成个性的抹杀。特别对那些原本很有天赋的年轻人来说，这种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
现在还出现了一种情况，国展的影响力已经不像以前了，自媒体的发达已经对书协举办的展赛构成了很大的冲击，特别像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这些城市，一些年轻人并不以参加国展为目标，他们喜欢书法，很可能年纪轻轻已经是一个公司的老总了，或者家里条件很好，不需要通过获奖成名、卖字来取得经济回报，是否参加国展对他们无足轻重，亦不需要通过国展来证明自己。正因为如此，他们反而把书法看得更加纯粹，作为一种品位的体现和修养的磨练去学习书法，这样的情况在杭州非常普遍。据我观察，可能在二三线城市，受经济、环境的制约，他们对国展的追随度、认同度可能相对高一些。国展在开幕的时候有很多人，第二天展厅里就变成空空荡荡了。这个现象已经出现若干年了，也不必回避。如果把国展当作一种锻炼自己、检验自己创作能力的方式和途径也是可以的。
书法报：2008年，您出版了《中国“现代书法”蓝皮书》，对中国“现代书法”的名与实、创作类型及中国“现代书法”高等教育的现状与意义进行了深入论述，看了今年举办的“书非书”杭州国际书法艺术节的参展作品后，给您带来了哪些新的思考？
张爱国：关于“现代书法”的问题，我是一直有思考的。中国美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从创立到今天已整整13年了，第一届“书·非书”展览是2005年举办的，十年间一共举办了三届，所有的过程我都参与了。《中国“现代书法”蓝皮书》是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是我攻读王冬龄老师“现代书法”的实践与理论的研究方向时所撰写的。今年这届“书·非书”我新写了一篇《书非书与现代书法三十年》，实际上里面我已经表达一个新的思考和观点，即，我个人的看法，所谓“现代书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1985年的“现代书法”首展时，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出“现代书法”的概念，那是何等地震撼，何等地新鲜，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我们早已处在一个现代型的社会里面了，所以说“现代书法”这个概念也好，时代也好，已经过去了。我在文中讲了，“书非书”就是取“现代书法”而代之的，所以“书非书”这个品牌、思想为什么这么受到中国美术学院许江院长以及周围很多专业人士，特别是美术界人士的认可和推崇，就是因为它非常符合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联系更加地紧密。其实，当年“现代书法”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无非就是“你这个不是书法了”，所以，当我们提出“书非书”这个概念的时候，相当于一下子就把这个命题从根子上破解了。“书非书”，“非书”正是“书”的另一面，这是非常具有智慧的，它是连接了中国的佛家、道家、儒家的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的一种非常有玄妙意味的表述。当下再来讨论什么是“现代书法”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要讨论什么样的书法是真正美的书法，什么样的书法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书法就行了，没有什么传统和现代之分了。

张爱国　书非书
书法报：您作为高校书法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对当今的高等书法教育是如何评价的？
张爱国：当今的高等书法教育至少从数量、规模上是蓬勃发展的。据一位高校老师的调查和研究，当前有近百所高校开办了书法专业。最近讨论比较热的话题是书法要真正走进中小学课堂，浙江省最近的热门话题是书法是否要列入高考或者中考的考核分数和是否占分值，如果一旦确定的话，那就会对书法进课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十年前我们也曾经向许江院长提议，让每个考中国美院的学生都要考书法，这样的想法现在看来并不是一个玩笑，而是有其非常实际的意义的。就是当我们身处在每人一部手机，每人一个菜单的格式化时代，人的大脑很容易退化，书法恰好可以保留通向内心与自我的通道。这样的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不仅仅是把字写好写坏那样简单了。书法在当代已经具有这样的意义了，即通过手写字已成为联系内心的一个通道，一个途径，一种宣泄，这样的方式是不是非常有意义呢！高等书法教育的下一步主要在于如何让其能够适应今天这个时代，适应今天的学生。中国美院是中国最早开办书法专业的高校，应该说为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影响了诸多院校的高等书法教育，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如何向90后，再过几年可能是00后的人来解读、介绍、描述书法的文化和传统，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尝试用网络语言对古代的传统经典进行再解读，比如我说《张迁碑》很“萌”、很“Q”，我发现学生的接受度很高。这并不是我赶时髦用一个新词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反过来也促进我进一步思考对古代的碑帖有没有一种新的观点、新的视觉、新的解读。因此，它是一种再发现、再挖掘。实际上，我们对传统经典的学习时间久了，很容易进入一种麻木的状态，为什么在传统碑帖的临摹学习中难以再深入了，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既要想方设法去吸引现在的学生，同时，也要让他们能很容易没有障碍地接受教育，我想，这就是下一步对各个高等院校书法教育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课题。同时，鉴于新的社会发展形势，我们对学生的培养目标等方面都会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当年中国美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许江院长、王冬龄老师都曾反复地讲过，我们的书法专业要培养通才、复合型人才，什么是通才、复合型人才？就是他可以转变为现代的一个设计师，具有书法知识背景的一名设计师，他也可以转变成为一个博物馆、一个互联网的工作人员，他在拥有书法专业技能之外同时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技能，难道这样的人才不好吗！这样的人才不是更适合当今这个社会的需求吗！
书法的世界、内涵其实是非常广泛和丰富的，只是我们以前把它仅仅看成了展览、竞技，等等，我认为是把书法看得太窄、太小了。另一个方面，当代社会的发展本身会对高校教育产生一个倒逼作用，就是说社会将对高校培养的人才提出需求。我们都知道，现在高等院校书法专业的就业率是比较低的，这也势必会导致许多高等院校的书法专业萎缩了，或办不下去了，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学校的书法老师都调走了。我们对这个现象表示担忧，但这也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社会会起到一个杠杆的调节作用。高等书法教育的从业者要做的事情是要不断地学习提高，不断地充实自己，更多地进行教学的研究和探索，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要求。
书法报：您认为当前书坛的某些不良风气，如追随时风，对高校的学生有怎样的影响？
张爱国：高校书法专业的学生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当前社会风气的影响，当然这个风气里面并不都是不良的风气，但高校的书法学生毕竟有一个不同，因为他们是在高等院校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教学设置在起作用，你说的影响可能要个体地看，可能对个别学生影响比较大，对有些学生影响则没有那么大。我对学生的态度是鼓励他们参加一些全国或省级书法展赛，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们可能是不写字的，这就是现在的学生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区别，我想他们也有感觉。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是不布置作业的，但是我们第二天都会在墙上把字贴出来。现在的学生呢，如果你今天不布置作业，第二天墙上一定是空的。如果他们去参加国展，还需要有引导、有目的地对他们进行鼓动。这种影响就跟前面的话题有关，北京、上海、杭州等这些城市的学生对国展的追随没有那么强烈。现在的时代信息非常发达，各种潮流对人的影响都很大，但也有一个悖论，各种声音都发出来之后，每个声音之间就相互消解了，潮流多了反而不知道潮流是什么了。所以说，现在社会整个氛围的浮躁，大家都看得到，也都有反映、反思和批判。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在我看来，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当然，高校的书法教育也在做出一些调整，通过对一些教学、研究、管理方面的方式方法的调整，来推进教学的效果。比如说，中国美院书法专业本科采取导师四年负责制，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导师对当前书坛的某些风气有一些客观的分析、指导性的意见，学生们多少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的。
书法报：您多年前撰写的《浙美模式——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文令人记忆颇深。今天的中国美院这一书法教育模式有无变化？
张爱国：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强调了集体智慧的结晶，实际上就是说我一直在反思和关注的一个问题：高等书法教育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因为中国以前没有高等书法教育，它是由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等先生开创的，当时的开创也是集体的智慧。作为个体来讲，他们当时对于书法高等教育怎么搞也在探索之中，所以说，中国美院的书法教学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目前，我们专业设置主要的指导思想还是在老先生们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个基础是指专业的设置以书法、篆刻和古代汉语作为三门主课，然后采取的是单元制教学，就是分书体、分课程进行设置，这样就保证了对专业投入的量和纯粹性，保证了教学集中性的效果，在我看来，目前这仍然是一个最佳的教学方式。比如单元制教学，老师和课程之间是打通的。打通就是说我可能教隶书，可能教草书，也可能教篆刻。不同的老师可能都教隶书或草书，他们对隶书或草书的把握、认知、教学思路上的差异可能非常大，正因为如此，对学生思想的撞击可能就会更大一些，引发的思考可能就会更深入、更多一些。
书法报：针对传统书法和现代书法的学习与创作，您主张“由内而外”，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张爱国：“由内而外”其实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中国儒家讲“内圣外王”，这本身就是一个思想的传统，只是我在书法上把它强调了一下。当时我主要是针对“现代书法”的创作提出了这个观念，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书法”的起因是受到现代西方艺术或者日本前卫书道的影响，有点为了“现代书法”而做“现代书法”的味道，类似于模仿秀。我认为“现代书法”是应“由内而外”推出的，既然是现代社会的人，具有现代人的行为和思想，那么写出的书法当然就是现代书法。以前我在《书法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书法乃人和书如其人》，书法就是人嘛，如果大家认可这个观点的话，“由内而外”的观念就不言而喻了。
书法报：您经常对学生讲学习书法要“明理得法”，能具体阐述一下其中的涵义吗？
张爱国：“明理得法”后面实际上还有四个字叫“会意识美”，这个问题和上面讲的“由内而外”也是有呼应的。万物皆有其理，我在长期的教学和思考过程中逐步地提出了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变化创造。再加上个人的磨练和修行，最后可能会有所成就。如果做不到“明理得法”，就很容易跟随所谓的潮流、时风，沾染上一些不良的风气，偏离书法学习的主要方向。
“明理得法”不仅指向于书法的学习，它同时更指向人的自身，做事做人更需要“明理得法”。只有个体内在的强大，才有可能成为一位高水准的艺术家。也就是说“明理得法”是一个做人的基本指标，这个基本指标达不到的话，他在学习的道路上肯定会走偏或者走弯路，这是必然的。如何思考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追求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在国展上获个奖吗？获奖之后又能怎么样呢？这些问题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很好地思考过，他们可能只是在盲目地追随潮流，把书法的整个学习过程看得太简单化了。
书法报：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室的相关情况？
张爱国：书法的学习实际上就是人的积累和修炼，我认为人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王冬龄老师的观念、人生经历是无法复制的，所以他才能够有这样的状态、这样的创作激情和成就，而很多书法界70岁的人早已经以老先生自居，观念几乎不再有新的发展了，每天都在重复自己，这个对比太鲜明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人的精神、修养以及观念的不断拓展，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之所以要做工作室，一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做作品，这就是现代社会给我们提出的要求，王羲之时代是没有这样的要求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作品的体量、空间，古人是无法想象的；二是我把工作室选在了很现代化的写字楼里面，也是希望以我个人的行为传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我们搞书法的人并不是一个脱离时代的人。我并不喜欢把工作室放在诸如创意园区这样的环境里面，原因就是我希望让书法能和当下更现实、更现代的环境、现代的人和公司进行交流，就是说书法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所谓的传统的艺术。书法本身就具有丰富的现代性的基因，它本身就是可以很现代、很时尚、很当下。前面提到的“书非书”展览的核心也是这样，这个展览的宗旨一个是跨界，一个是追求跟时代的结合。所谓跨界，就是打破所谓的书法的界限，其他的艺术媒介、艺术形式也可以来表现书法，也可以借鉴书法的某些元素来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样有什么不好吗？我想这样对书法可以起到更大、更好的拓展和引领作用。反过来又对我们从事书法专业本身的人提出很多观念上、思想上的挑战或者冲击，让我们观照书法的角度产生一些改变和变化，甚至于颠覆了我们以往对书法的很多认知。除了我个人在工作室进行创作外，可能还会做一些开放性的工作，比如推出工作室开放日，推出一些公益性的讲座，推出每个月的作品竞拍等，形式会比较多样，跟当下的生活、时代结合得会更紧密。
书法报：谢谢张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张爱国：谢谢《书法报》。

张爱国　隶书残损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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