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乡情———访著名山水画家谢永增

　　没有退路的创作

　　去年9月，为宣传在衡水举办的河北省首届园林博览会，滨湖新区管委会邀请谢永增带领工作室的画家来衡水湖采风创作。

　　20多天的时间里，谢永增带着画家们深入湖区考察写生，积累素材。湖光风色，鸟语荷香，泛舟水上让人心旷神怡。然而，当坐下来进行创作时，谢永增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用画山水的语言来表现平原是有难度的。我们的湖区没有山，也没有标志性的建筑，不像江南水乡那样有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一切都是平原的原生态，对画家来说，很难找到一个表现的切入点。

　　谢永增感觉失去了方向，感到痛苦与茫然，他的学生甚至有的都想打退堂鼓。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放弃，既然已经对家乡做出了承诺，就一定要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其实，这种艰难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谢永增完全可以按照已有的套路应付了事，毕竟他是一个在水墨世界浸淫多年技巧高超的成熟画家。然而，作为一个有追求的艺术家，自己那一关，他就过不去。

　　谢永增沉下心来，把相关资料反复推敲研究。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一直在摸索。工作室的学生也都是小有名气的画家，谢永增一方面引导他们慢慢体会琢磨，先“号号脉，找找感觉”；另一方面严格把关，有人甚至画了数十张，但在谢永增这里，一张也没有通过。

　　谢永增坦言，最初的两个月，他废了好多纸，因为总觉得没有把握好衡水湖的气息与韵味。创作的难度就在这里，他不想重复自己。要画，就要画出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那种感触、那种味道。

　　之后，谢永增又到衡水湖来过好几次，甚至大年初二就到湖边体验。这天，他去了冀州的老城，看那些旧村子、旧城墙的夯土，最后看到那个用旧城墙砖建造的废弃的大礼堂，忽然感觉到一种历史沧桑的味道，仿佛灵光乍现。心头豁然开朗，下笔就有如神助，他的创作终于有了突破。《悠闲》《湖岸清风》《雁南飞》《故乡的船》……这些表现衡水湖的作品，其实湖面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几乎都是岸上的风景、岸上的人——休闲垂钓，树荫卖鱼，离人思远，故园归舟……他关注的重点，是百姓的生活和农村的状态，忠实实践着“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们的心愿、心情、心声。”《雁南飞》的画意，就是表现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打工，留守家中的妻子对丈夫的思念。

　　这次画展，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新世纪以来时代发展大背景下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感，借景抒情，意蕴深远，其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诗人艾青曾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谢永增就是这样。不光是这次创作，他的画一直关注农村，紧贴大地。从小在农村长大，他对农民的生活场景和举止动作非常熟悉，自称是地道的“草根儿”。他天然地依存于农耕生活，与之血脉相连。

　　谢永增在衡水工作的时候父母还在老家住，有地，所以过麦时他还要回家干活，和父亲、弟弟一起割麦子。在他的印象中，那块地有3米宽，地头却有好几百米长。烈日之下，挥汗如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多少艰辛，他体会得很深刻。偶一抬头，父亲就会给他一个特别实际的忠告，“低头干活，别看地头，越看越累。”

　　谢永增对村庄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回村过年让他倍感亲切，他会拿着速写本、带着相机满村子转，记录下很多有着浓郁生活气息的瞬间。内心深处，他留恋过去那种田园诗般的生活。这次画展“水墨乡愁”四个字，写出了他心中对正在远去的故乡依依不舍的挽留与思念。这些唱响时代主旋律的画作，也表达着谢永增对政府支持、家乡厚爱的真切感激。

　　悠悠乡情萦绕心中

　　1961年12月，伴随一场大雪，谢永增出生在深州小榆林村。至今，他的画上还署名小榆林。他在村子里生活了16年，1977年考学才离开家乡，之前出门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

　　谢永增的父亲曾在深州当老师，文革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回村当了好几年“黑五类”。刚上小学，谢永增就看到了不愿看到的一幕。在学校的操场上，他坐在自家的破板凳上和同学们看自己的父亲和地主在一起挨斗，父亲戴着报纸糊的高帽子站在最边上。周围小孩子不懂事，那些“你爹是坏蛋”之类的话，让他本就痛苦的心灵又遭受一次重重的伤害。

　　谢永增一家经历过一段恐怖的日子，家长嘱咐，生人给吃的不能吃，可能有毒。一家人晚上不敢在家睡觉，生怕遇害。两个叔叔陪着父亲藏起来，他和弟弟随母亲躲到后邻居家——在这样的环境下，谢永增还是感受到邻里乡亲的温情与友善。乡亲们的善良于还他有救命之恩——小时候一次失足落水，是村里的国庆哥薅着头发把他拉了上来。谢永增是重情之人，直到现在，每年回老家还去探望自己的救命恩人。

　　曾经有5年时间，谢永增的父亲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平反后才恢复工作，后来到深州榆科中学当了20多年校长，直到退休。现在老人家喜欢写作，已经用深州方言写下了40多万字。

　　谢永增从小喜欢画画，作业本、课本上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就会有他的“作品”。1973年左右，县武装部一个姓韩的干部下乡在他家吃派饭，看见谢永增在兔子窝旁画的小兔子，觉得特别传神，就对他父亲说，这小家伙这么迷画画，该让他学学去，县里的文化馆就办班。

　　这个学习班是在冬天开办一个月。谢永增参加过两次。第一次去，他连铅笔的几B都分不清，忽然发现原来铅笔还有硬的软的，觉得很新鲜——村里铅笔只有HB的。

　　刚开始，谢永增学着画素描静物，之后是简单的人像和速写，他觉得“特来劲”——居然能把人画像！虽然素描关系、结构并不是很严谨，但他能把人的特征抓住。第二次去，他提高得快了，更觉得上瘾，回家后没事了自己摆上东西就画。那会儿村里还没有电，他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琢磨怎么画出物体的影子，发现自己的水平在逐渐提升。

　　在榆科中学上初中时，父亲在那里当校长，谢永增的乐事是画老师。一到晚上，他就请老师帮忙做模特，对着老师画头像，都画得很像。上课时，他也会技痒。有个音乐老师叫李玉僧，长得很有特点，高颧骨高鼻梁，一次他上课在黑板上写东西时，谢永增几下子就画出了老师的侧脸像。旁边同学告状，没想到老师居然没有生气，还挺高兴，说，“画得真像，给我吧。”至今，谢永增还在感激老师当年对自己的鼓励。

　　正是由于感受到为人师表的影响力，谢永增后来带进修生时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认为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点和长处。学生有个性、闪光的地方，老师要及时鼓励，因势利导，指明方向。

　　儿时的谢永增，生活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没什么压力，也不去发愁什么前途、工作，放了学就拿着筐砍草，喂兔子喂羊，想玩就玩，自由自在。有的人说农村苦，他不觉得，还觉得挺幸福。他的父亲是老师，却秉持一种朴素的农民观念，并没有指望孩子将来怎样飞黄腾达，只是觉得他画画不错，“有个手艺比不会强”，心态一直很平和，还常常跟孩子说，不要去和别人攀比。

　　1977年，谢永增考上了唐山陶瓷工业学校，学习陶瓷美术专业。一年之后，学校改名为河北轻工业学校。上世纪70年代，基层县中的升学率很低。谢永增的班里，除他之外只有一个人考上了河北医学院，余下的好像都没走。

　　在学校里，谢永增对两个老师印象特别深——刘文圃和乔文科，他们当时在河北很有影响。乔老师教国画，昔阳人，一口山西话。刘老师老家是辛集的，画油画，后来画水彩。

　　老师对他的指导不止是在校园。1992年文化部搞了一个全国首届群星美术展，谢永增的作品《大秋天》参展，得了优秀奖。那是他第一次画“玉米地”，参加这种展览。现在看，他认为那张画有不少缺陷。当时在中国美术馆看展览时，谢永增巧遇刘文圃老师。老师看了那张画后之后，认为谢永增还没有画到极致，非常具体地给他讲解哪个地方应该怎么处理，让谢永增觉得收获特别大。第二次再画同类题材，他记住了老师的话，《绿源》参加全国首届山水画展（1993年），得了银奖。当年第十期《美术》杂志的封面就是用的这张画。之后，他上这些国家级的大展览就多了，开始在画坛崭露头角。对老师的提点之恩，谢永增念念不忘。

　　蛰伏与思变 在衡水的20年

　　从1981年毕业之后来到衡水，直到2002年调到北京画院，谢永增在衡水工作了整20年。他先是在工厂上了两年班，后来在时任市文化局长的孙木艮帮助下来到衡水市（现桃城区）文化馆。

　　文化馆一无权二无钱，只有一样好处——有的是时间，谢永增看中的是这里的创作环境。文化馆有一项职能是辅导乡文化站，他下乡时，就骑着自行车拿着速写本到村子里转着写生，当是采风了。他觉得那种状态挺好，认为画画搞业务的人坐冷板凳是最好的时候——没人搭理，正好做自己的事情，还心平气和的。老有人理，就把时间都废掉了。

　　当时的谢永增没有太多想法，只想把画画好，老觉着自己画得不地道。他在艺术上的探索基本上靠自学，这个过程很漫长。从毕业之后到出像样的画，他用了十来年的时间。

　　学习离不开吸收与借鉴。那时谢永增常去北京看画展，因为衡水没有，石家庄也少。当年从衡水去北京永定门的火车是慢车，绕道石家庄，得走一宿。冬天去的时候，他就穿个破军大衣，舍不得买卧铺，没座的时候，就凑合着晃一晚上。到了北京，他先去买回来的车票——那时候还不能买往返票，没什么钱，就在小摊上吃碗面条，然后去美术馆，看完展览再到永定门火车站去等车，晃一宿再回来。这样堪称“穷游”的旅行，让谢永增收获的是精神上的滋养与审美意识的逐渐提高。

　　谢永增也读专业的美术刊物。那会儿没什么杂志，他就订《美术》和《连环画报》，学习途径就这么有限。但这也有好处——不会被搞得眼花缭乱。

　　至于同行之间看画，其实很难。谢永增后来就不再说“给提提意见”之类的话了。他逐渐领悟到，靠自己去提高，才是真正的提高。 

　　当代美术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50岁以上成名的画家几乎都画过连环画，谢永增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代，他画了一些，一幅能挣几块钱稿费，既可以补贴家用，也感受到了出版物带来的荣耀。从专业的角度讲，画连环画对组织画面的能力、对形式感的把握都是一种锻炼。

　　谢永增最早参加全国美展是在1989年（第七届），作品是以铁凝《麦秸垛》为脚本的连环画。他后来得知，当年的评委之中居然有铁凝的父亲铁扬。谢永增后来总结自己的绘画，1992年之前是一个探索的阶段。他并不认为《麦秸垛》是自己的成名作，因为个人风格不是很明显。“我的成名作是‘玉米地’系列。这是标志性的作品，永远是我的。”

　　熟能生巧，这不止是一句经验，也是一个真理。谢永增说，所有的创造都是在“熟”的基础上产生的。绘画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画不到一定的量，掌握不了也提高不了；糟蹋的纸到不了一定的数量，绝对练不出来。画熟了之后他就琢磨，寻找新的表现手法，慢慢尝试，画的时候可能偶然一个效果就会对自己有所启发，“好多东西是灵机一动生成的。”

　　数年磨炼，谢永增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一个艺术上的大道，催生了“玉米地”系列的问世。《大秋天》之后，《绿源》《沃野》《夏日》《黑土地》……频频亮相各大国家级美展，获得了各类奖项荣誉。

　　从1992年到2002年，谢永增整整画了10年“玉米地”，之后的形式基本是水墨。他说，随着年龄变化，画风和一些想法就会慢慢有所改变。那十年“玉米地”画得太熟了，如果长期用这一种方法画，是很难受的事。他认为，不断探索才有乐趣。“尝试着一步步往前走，最后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境界，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谢永增的绘画一直坚守乡土，只是表现形式逐渐发生变化。“过去我画‘玉米地’，一看就是年轻时画的，感觉还有火气。现在我的画比原来更沉稳，‘燥’的成分越来越少了。”

　　才华为他敲开巨匠之门

　　谢永增来北京，貌似是一个偶然。

　　2001年，谢永增正在外地写生时，妻子打来电话，说北京画院打电话到家里要调他过去，让报材料。他一开始并不相信，觉得是有人骗她，直斥妻子“胡说八道”。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个梦，也没有这种志向。过了一周，妻子又来电话，让谢永增试试打那边留的电话。“我一打，人家说正找我呢，这才意识到是真事。也不写生了，赶紧回来准备东西。”

　　谢永增整理资料拿到北京画院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等信儿最煎熬。还不如没有这个事，不想着呢。”接着，画院通知他调原作，交去以后又没信了。过了很久才通知他调档，之后座谈。调令是谢永增自己去北京拿的，他怕寄丢了。

2002年元旦过后，谢永增在北京画院报到上班了。

　　谢永增进京，是因为那批“玉米地”。那时北京画院刚换了院长，之前十几年没进过画家。北京画院当时物色人的时候，需要一个画花鸟的，一个画山水的，一个画人物的。谢永增那批“玉米地”属于重彩山水画，影响很广，虽然过去20年了，看起来还是有种超前的感觉，打破了传统的模式，呈现出一种异于别人的表达方式。

　　是那些凝结着智慧心血与汗水的杰出画作，为谢永增敲开了北京画院的大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机遇，总是会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现在北京的展览一个接着一个，但谢永增看得并不多，而是有选择地看，觉得看好画养眼，看那些不着调的画对自己来说就是污染。“为什么我们要去博物馆看古代的文物？那是经过时间沉淀了的，是一种无形的感染、一种品位上的提高。”

　　在绘画门类上，谢永增选择的是国画山水，但是他喜欢看油画展，偏爱现代抽象风格的作品。终日与水墨为伍，他觉得只有其他的艺术形式对自己才有启发。他很欣赏民间剪纸那种无拘无束自由的风格，画“玉米地”系列，玉米棵子造型的产生，就是从民间剪纸那种憨态、概括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

　　油画用色彩造型，而国画主要用线。谢永增说，油画对他的绘画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相互学习借鉴是很好的学习方法，用一种思维模式很难走出自己的困局，吸收其他艺术的表现方式在一定时期是有必要的。然而，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把油彩改成水墨，拿过来就用，而是感受那种气质和气度。“好的油画会给你一种震撼，一下子能把你扑倒。油画的光影、色彩、那种瞬间的感觉，尤其是用油画刀刮出来的那种效果，像有种激动人心的节奏在一直敲打，直击灵魂。”

　　谢永增喜欢的油画家有尚扬、王怀庆。他说，王怀庆曾画一把被解析的明代椅子，题目叫《大明风度》，给他的印象特别深。画面的处理非常聪明，把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拆开来说话，就像把一个很简单的事写成一篇散文去抒发一样，那种感情的流露，外行或者画得不太好的人是感受不到的。“那种画面的美真是好：黑白灰、粗细的结合、疏密关系，还有画面上那种节奏，就像音乐一样。既与时代同步，还与心灵同步。”

　　不断借鉴融合古今中外艺术的精髓与气息，谢永增的绘画逐渐呈现一种别具一格的面貌，艺术境界不断提升。宛少军说，谢永增最大的特点是把西画的光引进来。有了光，他对空间和情趣氛围的营造上就展现出了一种更好的艺术效果。

　　谢永增离开衡水已经16年了。对画家来说，北京画院就是天堂。这是1957年成立的国内最早的一个画院，国内顶尖的一流画家云集，首任院长是叶恭绰。画家到了这里，有很多机会、很多资源。谢永增从此可以经常与之前慕名已久的众多名家在一起切磋交流，获益良多。

　　北京和衡水距离不远，谢永增经常回来，他觉得衡水的朋友比北京多，感觉这十多年衡水变化最大。他走的时候，衡水还没有多少10层以上的楼房，现在高层建筑到处都是，市区环境有的地方比起北京也不差，他觉得，在这里生活应该很好。

有时，谢永增开车行驶在长安街上，某个恍惚的瞬间，他仿佛有种错觉，这是我吗？那个农村来的小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有朋友曾经问他，老谢你想过到北京来吗？他说，没想过，自己没什么宏图大志，就是走到哪算哪，喜欢画，就努力去画，画着画着，突然有个好事找上门了……其实，世上的事哪有这般容易？那些让人眼前一亮、心生感慨的画卷，绝不只是纸面上人们看到的那些挥洒自如的浓墨重彩、气象万千，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寂寞清寒，苦心孤诣。是才华的光芒，照亮了谢永增的艺术之路。

　　写生是最幸福的生活

　　置身画家的“天堂”，谢永增只有更加努力。他每年都坚持外出写生，一般在春秋两季，为了画雪景，也会在冬季出门。 

　　对谢永增来说，写生是件特别重要的工作，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因为总在画室里重复熟悉的东西既无趣也无聊，他需要不断地从生活和大自然中汲取营养和能量，积累很重要。

　　对写生地点的选择，谢永增有自己的偏好。走到哪里，似乎也是在寻找心灵的家园，吕梁、徽州……他的目光追寻的是最接地气的景与人。“我是从农村出去的，写生也要去寻找能抚慰心灵的地方。我一直觉得，在农村生活是很幸福的事。过去大家都急着离开，实际现在享受城市文明的时候，我们就与原来那种淳朴的生活割裂了。”

　　对谢永增来说，写生不是旅游。他干什么都离不开画，生活中也没有纯玩，如果出门不带笔不带本，只是纯溜达，那对他来说就不幸福。他说，只有总琢磨画画这个事，灵感才会在身边不离开。他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那些和内心相吻合的景，在正想画的时候出现了。

　　谢永增的写生作品看上去“不太像”。他认为写生并不是简单地画哪像哪，必须要注入主观的情感表达，组织成一个有意思的画面，让别人看了以后觉得有味道，有想象，还有回味的余地。

　　艺术道路上的酸甜苦辣，谢永增都曾品尝过。他认为，绘画需要天赋加勤奋，二者缺一不可。有天分的人第一有自觉，第二有感觉，选择往往比努力还重要。选对了，通过努力、天时地利等等因素，才有可能成功。而无论什么时候，生活都是第一位的，画家首先解决的应该是生存问题。“没有生活，谈什么艺术？”

　　谢永增自己的经验就是，生活保障正常，才能塌下心好好画画。在衡水，他为了谋生曾做过很多辛苦活儿，大中午暴晒着在墙上画广告，写大字，还曾画过鼻烟壶。他说，作品是画给别人欣赏的，画完了全在屋子里撂着，这是不成功的画家。“朝不保夕，怎么推动你往下一步走？”

　　对美的理解有不同的标准。对画画的人来说，视觉审美的提高也很难。让自己的每幅作品都保持一个高水准的要求，就更难做到。谢永增在这次画衡水湖的过程中，就深切体会到这一点。他知道，要想画好生活的场景容易，而画出独具特色的作品，得用大块的时间来研究。

绘画是一种直观的艺术，是通过画面来传达思想与情感。好作品要有高质量的技术、技巧，更重要的是打动人心。

　　谢永增曾被一幅写实风格的油画感动，那是石家庄画家王国斌的《青春之歌》，描绘的是一代知青的悲剧。“虽然形式是写实，但表达的感觉、精神是写意的。人被带入欢乐容易，带入伤感不容易，这幅画就做到了。”

　　在自己的文章《在路上看风景》中，谢永增写过这样一个场景：他冬天去吕梁拍雪景，晚上到了柳林。第二天在村子里行走，一个土坡上的门楼忽然映入眼帘，那个破门楼只有几根棍支着，上面破破烂烂的，他突然觉出了一种壮观，觉得好像老母亲就在门口等着自己。他的脸上忽然湿了，不知是雪化了，还是自己的泪……谢永增是个非常感性的人，有时候看着看着书，就会泪流满面。他的绘画就是在表达一种情绪、一种感觉。艺术就是这样，所谓“心动于物，神动以内”，感动不了自己，就无法打动别人。

　　宛少军说，谢永增的风格非常鲜明，感情是他全部画面创作的出发点，笼罩和引导着他画面语言的延伸与把握。他在不断寻找更合适的形式语言来表达对家乡的深情与眷恋。

　　谢永增绘画情绪中最丰富的就是“乡情”。故乡在他的心中始终是有温度的，有着种种鲜活生动的细节。古老的农耕劳作充满艰辛，父老乡亲却对生活没什么过多的欲求，一切都像一首人淡如菊的田园诗。这样质朴的生活是他所热爱的，这种热爱就是他绘画艺术始终不变的精神线索。案头，那绵延不绝的一幅幅画卷，是他写给故乡最深情的告白。与此同时，他对社会发展进程中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又显示了一种颇具深度的思索，为自己的作品增添了沉甸甸的厚度。

采访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