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的北京寒风料峭，滴水成冰。1月11日午后，当我们来到位于朝阳公园南路的北京画院，正赶上北京画院美术馆推出两个大展——“齐白石艺术系列展之我生无田食破砚”和“佳墨名楮纷相随——何绍基书法与湖湘传脉”，两展艺术性与学术性俱佳，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在六楼办公区，我们见到了画院院长王明明。特意等候我们的王先生热情地招呼落座，并用一个下午，向我们追忆从艺道路、畅谈艺术坚守、建言人才培养、自评本职工作。眼前这位65岁的艺术家，从2000年到2018年初，执掌北京画院十余载，将场馆面积不大的画院美术馆建设成为第一批国家重点美术馆，推出了齐白石研究系列、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二十世纪北京美术史等学术著作和相关大展，绘就了画院助推美术事业发展的壮丽篇章。“卸去了行政职务，时间充裕了，自己的创作黄金期刚刚开始。”王先生笃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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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明
—Wang Ming Ming —
1952年出生于北京， 山东省蓬莱县人。自幼酷爱绘画，儿童时代的作品曾到三十多个国家展出，曾获世界儿童画比赛特等奖、一等奖。
上世纪70年代，王明明长期刻苦学习和创作，求教于吴作人、李苦禅、蒋兆和、刘凌沧、卢沉、周思聪、姚有多等名家，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1978年考取中央工艺美院未入学，同年调入北京画院从事专业创作。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大型画展，曾在我国北京、香港、台湾及新加坡、日本、加拿大等地举办个展及讲学，出版多种个人画集。
现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市友协副会长、北京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4年他被北京市委授予“为首都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统一战线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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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是画家终生的必修课
《大河美术》：作为一位画家，您的成长经历似乎是很难复制的，自小就认识李苦禅、吴作人、蒋兆和等大师，之后进行基本功训练，师承周思聪、卢沉先生，然而却没有经历过专业院校的学习过程，直接进入画院创作。您的经历看起来是一路顺风顺水。您如何看待个人经历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王明明：与其他画家相比，我的学画经历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的。小时候，我的父亲就曾带着我拜访过很多艺术大家，如李苦禅、吴作人、刘凌沧、蒋兆和、卢沉、周思聪等，他们都对我为人、为艺方面影响颇深。 一路走来，在跟诸位大师接触过程中，我没有追随某一个人，而是转移多师。
我没有接受过专业美术学院教育，因为1977年“文革”结束后，中央美术学院的国画系没有招生，中央工艺美院在招生，我报考了但是被分配到特艺系，这离绘画专业太远，后与吴劳、周思聪先生商量，就直接去了北京画院，后来还有机会上研究生，我也没去考。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想过去弥补学历这个所谓的“短板”，因为我觉得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学历只是一块“敲门砖”，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个人“修行”是画家终生的必修课。从最初学画走到现在，完全是靠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指引的，不会人云亦云，这就是我的“修行”。如“美术八五思潮”时期，当时非常多有才气的艺术家被这股“思潮风”吹得偏离了自己原本坚持的艺术道路，结局就是“泯然众人矣”，十分可惜。但是我有一股子劲儿，就是自己认定了的东西是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的。所以在那个特殊时期，许多艺术家在徘徊迷茫时，我还一直坚持画传统题材。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很多误区，这就需要艺术家有清晰的个人判断。
在借鉴西学中要紧握“本体”
《大河美术》：您从小就饱学传统，也一直强调传统对个人创作的重要影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画家在探索中国画创作时喜欢吸收西画的元素。您对中国画被越来越多地融入西画元素怎么看？
王明明：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体与用”的问题。那么，何为“体”？何为“用”？20世纪有大成就的中国画画家，包括像董希文这样的油画大家，他们坚持的一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是根本，不会颠倒。这也与我一直思考的“中国画是否应该有边界”的问题不谋而合。一门艺术一定有它最擅长的地方，同时也一定存在着某些局限。在进行中国画创作时，加入西画的元素，作为艺术家的尝试未尝不可，但如果把西画的元素无限地加进来，中国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失去其纯粹性。刻意地用西画去改造中国画这条道路，我们已经走了几十年。山水画大师李可染、一代开宗立派的艺术宗师林风眠，他们都是有限地吸收西画的元素，骨子里流淌的还是中国文人的精神血脉。如何把本国艺术发扬光大，我认为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对本体的有效把握。“意境”是中国画最核心的东西，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丢失。
21世纪已经过去了18年，物质条件如此优越，但至今却未出现艺术大师，究其原因，就是有些艺术家太过浮躁，缺乏独立思考和潜心研究与全面修养的能力。厚积方能薄发，如何走出这种尴尬的境地，是一个需要文化界共同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
《大河美术》：对中国的艺术教育体制，您充满忧虑，认为分科细化以及过分强调素描等教育方式，都非常不利于学生们的全面发展。那么人才到底是否可以通过专业高等艺术教育培养出来呢？
王明明：我的观点很明确，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有时逆境中还出人才呢！我们的教育目前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是唯“文凭”至上。现在的学生基数大了，这里面出现大师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那就要看我们的教育能否发挥作用了。教育不能像工厂一样，实现“批量化”生产，以“达标”为己任，千里马还需伯乐的赏识。另外，作为老师来说，发现每个学生的特点，指给他一条自己要走的路最重要——学生们最需要点拨，被指明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而一些老师以“强化流派为由”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风格创作，从美术史的角度讲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从不强调学生要学老师的风格，我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和对艺术规律的认识，使学生发挥自己的优势。
《 碧水悠栖》145cm×367cm 2002年
《大河美术》：作为老牌国办画院，北京画院曾经涌现出一批优秀艺术家。如何使人才队伍继续保持当年的精英性是当前画院尤其是老牌画院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拘一格降人才”被您诠释得特别生动。
王明明：在挑选人才方面，我一定要保证画院生态的多样化。北京画院一直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全国范围内的优秀人才。比如近些年，我们公开招聘的几个画家，都是没有太高的学历文凭的，但是他们的艺术修养非常全面，绘画风格鲜明且独特，此外还精通诗词、音律、收藏、篆刻等艺术，为画院增添了创作活力。画院要有不同学习背景的人才，我一直强调北京画院不是“二次”美院，一定要遵循自己的选拔人才的标准。
画院存废不能因噎废食
《大河美术》：近些年，对于“美协、画院这类机构是否应该存在”的争论不绝于耳。作为国内两大最早成立画院之一的领头人，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论？
王明明：对于这个问题，我根本不回避。因为这些机构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从而就把整个行业否决掉，这是明显的因噎废食，不可取。我一直强调，不能因为一些机构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质疑整个行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于年画、版画、连环画、油画这些反映现实生活比较直接的画种而言，传统中国画的创作和发展遇到了许多难题，接着一些中国画画家也面临着生存困境。为了挽救中国画，保留传统文化的根脉，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这就是国家文化战略的生动诠释。只是画院在日后的发展中，出现了“思路不清晰、不明确在新时期该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引来了不少负面的评价。现在的情况是，许多画院在不断地搞一些展览、创作活动等，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境况的转变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所以主张取消美协、画院等机构这种一棒子打死的论调，我从来都不赞同。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艺术创作的主力军就应该来源于画院，但是目前画院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创作人才的缺失。
角色转换中最重要的是自律
《大河美术》：您曾自嘲“在官员里，我是个白丁”。但现实是，作为身兼数职的文化官员，您在各种角色中自由转换、游刃有余。这一路走来，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王明明：确实，我身兼数职，既是官员也是画家，也在政协及协会里面担任一些职务，但是我个人很注意角色的转换，“在什么山头一定要唱什么歌”。不同的职务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从而可以放弃自己创作。但是，担任行政职务30多年来，做了30年的业余画家我从来没有放弃“画家”这个身份，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初心”是什么，我从五岁开始接触绘画，我这辈子的梦想就是当好一个画家。
在角色转换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律。担任北京画院院长这17年来，面对其他艺术机构向我发出的做个展的邀请，我从未答应过。我只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在自己的主场自费做不同类型的展览。我也从来不“走穴”。面对手中的公共权力，一定要洁身自好。
《大河美术》：您的行政事务繁多，还能挤出时间去写生吗？还临古吗？在绘画之余还会坚持临帖吗？
王明明：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在挤时间搞创作。我临的书画并不多，重在读帖赏画，关键在于感悟。前年看了文徵明特展中的落花诗小楷，我很激动，回来以后就用清代宣纸乾隆墨书写了苏东坡十一篇美文的小楷，每个字只有7毫米大小。这练的是自己的心性，每天就静静地写。因为字小，一个多星期写下来，眼睛累得几乎要出血。我时常想：艺术创作其实不在于多，而在于极致。人生苦短，你能做到一种极致，于极致中再突破一点儿，至此就没有白做，或许“那一点点儿”就是高峰。
17年来从不敢有一天懈怠
《大河美术》：听闻您刚刚卸任北京画院院长一职，从2000年到2017年，您如何评价自己这17年的院长工作？
王明明：一句话总结，我是尽心了。这17年来，我如履薄冰，从不敢有一天懈怠。我做了一些文化建设中别人没有做的，填补了对20世纪美术大家的梳理这一空白。同时，大力开展艺术创作规律的研究，并加强画院人才培养。对美术馆的管理和提升等都在我任职期间，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推动。一个文化单位如没有艺术大家做支撑，是没有底蕴与发展动力的，齐白石就是北京画院乃至中国与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牌，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好。
在担任院长的任期内，我还建立了几支队伍，一是年龄结构合理的领导班子，二是有影响力的画家队伍，三是不断出成果的学术队伍，四是为画院增光添彩的美术馆队伍，还有一支非常精干的行政管理队伍。他们的坚守使我的退休没留一丝遗憾，我相信北京画院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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